新村运动的发展阶段
韩国政府在组织实施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制定了阶段性目标，至今已开展30年，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效果，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 。1.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如改善厨房、屋顶、厕所，修筑围墙、公路、公用洗衣场，改良作物、蔬果、蓄禽品种等。自1970年冬季开始，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质，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勤勉、自助、协同精神。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新村运动经过基础建设阶段，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居住条件，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共鸣，调动了他们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妇女也开始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2.扩散阶段（1974--1976年）在这一阶段，新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原来划分的自立村，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改划为福利村。新村建设的重点从基础阶段的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了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以及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对卓有成就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 。3.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在这一期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日趋红火，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在这一阶段，国内政治不断动荡，新村运动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经过调整以后，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 。4.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在这一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当时，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准 。5.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派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地区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健康发展。新村运动转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以后，为在运动初期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建立的政府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并在不断优化其结构中生机昂然地传承着新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三）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形式和社会效益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环境上，其理由是：（1）农民当时最为迫切的要求是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2）改善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更容易启发农民并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新村运动就是在这种农村社会背景下发起，又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称赞 。1.改善农村公路当时的韩国农村，从地方公路到村级公路既狭窄又弯曲，没有桥梁，各种车辆和农机具无法通过，交通十分不便。新村运动初期，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了修建桥梁、改善公路的工程。1971--1975年间，全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000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村民们又自发起来，修筑了许多政府还没有顾及到的大小河堤。不少农民无偿让出了自己的土地，供村里修路。新村运动发起后，很多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村里选出男女各1名担任新村指导员，妇女活动在新村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改善住房条件1971年，在全国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住在苫有稻草的茅草屋，但到1977年，全国所有的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由于改善了农村周围的公路，水泥和钢筋等物质的运费也大大降低，很多农民从外地运来水泥和沙子，改善屋顶工程逐渐转变成以建新房为开端、建设新农村的事业，政府也积极给予贷款支援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 。3.农村电气化60年代末，在韩国的农村只有20%的农户按上了电灯，其余的农户还在传统的煤油灯下生活。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新村运动初期，政府鼓励竞争，优先给积极参与的农村供电。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村电气化得到迅速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期间，由政府补助一部分，农民借用低息贷款，加速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家电得到了普及，农民为了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就要储蓄，这又促进了农村储蓄业的迅速发展 。4.农民用上自来水自古以来，韩国农民饮用井水，而传统的井水既不卫生又不方便，需要花费很多劳动力和时间。当时，能喝上自来水，对农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夙愿。新村运动开始时，村民们自觉地动员起来，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因地势高，不宜引水的村庄，深挖井，再用水管接到每家厨房，用抽水泵取水。80年代，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的饮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5.推广高产水稻品种新村运动初期，政府开始推广“统一系”的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1970--1977年，水稻的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农民们在水稻生产中，学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团栽培”方式。水土条件相近的10--30户农民，这种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使得水稻高产品种在极短时间内推广到各地农户，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6.增加农民收入在韩国,农户收入由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两部分组成。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农户收入中的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步增大，预计到2004年，非农收入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35%增加到50%。韩国农民收入的明显提高是从70年代开始的。1970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25.6万圆（当时可折合成824美元），按每户6口人算，人均收入137美元；1978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3893美元，人均649美元，即使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户的实际收入也大大提高。韩国农民的收入急剧提高，得益于如下几个因素：（1）自1973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2）自70年代中期，政府为保护“统一系”水稻新品种的价格，给予财政补贴；（3）部分农户改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4）政府以新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7.农协组织的迅速发展70年代的新村运动，对于韩国农协，尤其是基层农协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自古以来，韩国农民因贫困交加而没有多少储蓄的习惯，但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到农协金融机构储蓄，而且储蓄额也不断增大。1971年每户农民的储蓄额只有4300韩圆（时价12美元），而1978年增长到24.5万韩圆（500多美元）。随着农民储蓄额的不断增加，由农协提供的农业生产资金也不断增多。60年代中期，由农协提供的生产资金中，70%来自政府的财政资金或金融资金，而到7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下降到25%。农协的信用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的储蓄，农协的金融组织在农村金融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妇女组织在发展农村储蓄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新村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金融业外，在流通方面，农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农民在种植水稻高产新品种的过程中，施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农资、建材、家电等物质也都由农协来组织提供。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协的规模也迅速得到扩大。70年代，全国基层农协数为1500个，大致与邑为单位的行政区域数相近，一个基层农协对1000多户农民开展业务。一个基层农协的工作人员从1972年的6名增加到1980年的18名；一个基层农协受理的资金从1977年的4300万圆增加到1980年的23.4亿韩圆（330万美元），其中180万美元来自信用事业，100万美元来自经济活动，50万美元来自公共福利保险事业。由此可见，基层农协在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兴建村民会馆新村运动一般在冬季农闲期间开展，但在当时很难找到村民能集中讨论活动的场所。为在农忙期间节省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在村民会馆中办起了公共食堂。妇女会在村民会馆中还举办了公共交易场，降低了产品的流通费用，节省了村民的购物时间。村民会馆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和农业收入统计资料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农民不是只通过书本，而是在各种实况展示和社会实践中亲身体会到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也学会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进而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能力 。
新时期韩国政府的职能与作用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认为已经完成了运动初期需要政府支持、协调和推进的某些使命，国民及非政府组织已有能力自主开发一些活动，于是便通过规划、协调、服务来推动新村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培训、信息和宣传工作由民间组织来实施和完成。然而，因为农业本身的比较效益低，仍需要政府的一些保护和扶持，并有相应的资金投入，在这方面，韩国历届政府始终加以高度重视和努力施行。进入90年代，韩国政府制定一系列扶持农业和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以促使新时期韩国农村与新村运动有机衔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1994年6月，由当时的金泳三总统主持召开的“推动农渔村及农政改革会议”，研究制定了有关促进农渔村发展的14项40条政策措施，力争在20世纪末使农民年均收入超过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21世纪初实现现代化的农村，使新村运动在韩国奠定的良好基础，在新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其具体内容如下：（一） 教育1、大学以区域划定招生名额；2、优先照顾农业高中毕业生升学，对1万名来自农渔村的大学新生提供注册金；3、优先在农渔村地区建立专科大学；4、到1997年为止，完善农渔村小学的各项办学条件；5、在人事制度方面，对农渔村学校的教师给予优厚待遇；6、对农渔村高中生减免学费比率从现在的15%提高到30%。 （二） 医疗7、由国家财政承担农渔村医疗保险的比率从40%提高到50%-60%；8、定期对农渔民进行体检，使农渔民与其他行业的职员享受同等待遇；9、根据地理位置，合并相邻市、郡的农协组织，共同分担重病患者及老年人的医疗费。
（三） 农渔民年金制度10、自1995年下半年开始实行农渔民年金制度，最低等级金额的1/3由政府从农特税中支出；11、为照顾高龄农渔民，申请加入的年龄界限从现在的60岁以下放宽到65岁以下。
（四） 减轻农渔民负担12、免除畜牧业用物质生产增值税；13、对经营耕地少的农民及收看电视困难的农民免收费；14、扩大对大小岛屿的飞行航线 。（五） 扩大非农收入15、简化申办农工团地的手续，促进旅游开发，解决30万人的就业渠道；16、到2004年，将农渔民非农收入比率从30%提高到50%；17、指定小城镇周围为农渔村产业地带，供其自由使用 。（六） 建设现代化的农渔村18、组建790个100-300户规模的现代化农渔村；19、改善现有农渔村住宅50万栋 。（七） 扩建农渔村公路20、对现有3.4万公里中的2.7万公里重新铺修，将铺修比率从26%提高到85%；21、为修建农渔村公路，提高地方养路费所占比率。
（八） 开掘地下饮用水22、为取水困难的5000个村庄，开掘提供地下饮用水；23、为小规模村庄提供污水处理设施。
（九） 鼓励经营农业24、免除因继承农业或经营农业而回乡者的城市住宅转让费。 （十） 增加信用保证基金25、提高对农渔民的信用保证基金，每年增加信用保证基金700亿韩圆，从现在的1750万圆信用保证基金增加到1万亿韩圆。
（十一）搞活农用耕地交易26、废除农用耕地所有面积上限和距离限制条件；27、对少于660平方米的旱田允许农民使用；28、将现行的3公顷以上非自耕农地处理权扩大到1公顷以上，对不在当地而拥有耕地者加重税收，以防投机行为。 （十二）健全食品加工制度29、修改现有的法规，使农民或农业生产者团体只需在市、郡、区申请就可以营业；30、废除品目制造许可证制度。
（十三）建立竞争制度31、培育15万户专业农户（其中大米10万户，畜牧、果树业5万户）；32、到1998年为止，休整农业振兴地区内的13.6万公顷耕地；33、到2004年为止，培育2000所在城镇有限投资的农业法人团体；34、提供1000亿韩圆购买农机具贷款；35、到1998年为止，完成34个农产品公用批发市场；36、制定消费者协同组合法，以建立山区与城镇的联系；37、建立各类综合处理设施400个，畜产品综合处理设施10个，水果、花卉及猪肉等出口专用基地60个。
（十四）建立健全农业支持机构38、1994年下半年，为实现农业国际化、区域化，加速整顿农林水产部、农村振兴厅、山林厅和水产厅；39、分离农水产协同组合的信用产业和经营事业，合并基层农协单位组织；40、改革农渔村振兴公社、农水产品流通公社的基层组织及职能 。金大中总统执政期间的1998年3-2003年2月，克服了国家的金融危机，恢复了经济增长，进一步完善了政治民主化进程，更加注重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实现了南北首峰会谈。自2003年3月，卢武铉当选总统开始执政以来，提出了20项基本国策，倡导建设具有竞争力和生活和美的农渔村，具体政策有8项：（1）确保农渔村预算达到10%，进一步提高农渔业的竞争力；（2）开发环境亲和型农业；（3）增加农民收入，增幅达到20%，补贴农民收入因农产品价格走低而减少部分；（4）确保农渔业稳定经营；（5）建立农渔业福利体系；（6）稳定农民收入；（7）增强农村经济的活力；（8）奠定农渔业旅游基础 。
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内容简介
韩国新村运动，一项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农业经济学家朴振焕博士在其专著《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中详尽阐述的主题。朴博士在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并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其职业生涯的一大亮点是于70年代在朴正熙总统的经济事务部门担任特别助理，直接参与了新村运动的决策制定。该书深入剖析了新村运动的背景，详细介绍了其实施内容、过程，以及对韩国农村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朴博士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专业知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韩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窗口。在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正在进行，该书中文版的推出，无疑对我国学术界和政界理解韩国新村运动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研读这本书，我国可以借鉴韩国在农村现代化道路上的经验，为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参考。无论是对于理解韩国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轨迹，还是寻找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创新路径，以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目标，这本书都将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村运动"是哪个国家发起的
新村运动是韩国发起的韩国政府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开展“新村运动”的（1970年4月，在全国地方行政长官参加的抗旱对策会议上，朴正熙提出了“建设新村运动”的构想），目的是动员农民共同建设“安乐窝”，因为当时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韩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状况落后，而政府也没有钱。在“新村运动”初始阶段，政府向全国所有3.3万个行政里(行政村)和居民区无偿提供水泥，用以修房、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随后，韩国政府又筛选出1.6万个村庄作为“新村运动”样板，带动全国农民主动创造美好家园。[1] “新村运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改变了农村破旧落后的面貌，并让农民尝到了甜头，“新村运动”由此逐步演变为自发的运动
求有关韩国新村运动的文献综述
韩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摆脱贫穷与落后，跨进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而“新村运动”对韩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政府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开展“新村运动”的（1970年4月，在全国地方行政长官参加的抗旱对策会议上，朴正熙提出了“建设新村运动”的构想），目的是动员农民共同建设“安乐窝”，因为当时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韩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状况落后，而政府也没有钱。在“新村运动”初始阶段，政府向全国所有3.3万个行政里(行政村)和居民区无偿提供水泥，用以修房、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随后，韩国政府又筛选出1.6万个村庄作为“新村运动”样板，带动全国农民主动创造美好家园。“新村运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改变了农村破旧落后的面貌，并让农民尝到了甜头，“新村运动”由此逐步演变为自发的运动。
上世纪70年代末，政府行政领导退出“新村运动”，全国各地以行政村为单位自发组成了开发委员会主导“新村运动”，吸收全体农民为会员，并成立了青年部、妇女部、乡保部、监察会和村庄基金。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民自发修筑乡村公路、整治村庄环境、帮助邻里修建房屋、兴办文化事业、关心和照顾孤寡老人等。
到上世纪80年代，“新村运动”逐渐完成了由民间主导加政府支持到完全由民间主导的过渡。在这期间，韩国为“新村运动”立了法，对“新村运动”的性质、组织关系和资金来源等作了详细规定，还成立了全国性的领导机构“新村运动本部”，并在各直辖市和道(相当于省)成立“新村运动指导部”，在各市和郡(相当于县)成立救持会，健全了“新村运动”指导网络。
[编辑本段]新村运动的演变及影响
30多年来，“新村运动”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完善和丰富，社会影响面和感染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互助运动。“新村运动”曾开展了“和谐与爱护邻里运动”“帮助恢复经济运动”“全国公园化运动”“讲道德守纪律运动”“爱护环境运动”等各种活动。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开展的“奥林匹克新村运动”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为拯救国家经济开展的“捐金运动”都是“新村运动”的一部分，为韩国成功举办汉城奥运会和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
韩国在长期开展“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勤勉”“自助”“协作”的基本精神。“新村运动”不是要改变社会结构，而是通过挖掘民众中潜在的“美”和“善”，弘扬民族的传统美德，弥补政府工作的疏漏和社会发展的盲区，疏解民众的不良情绪，以促进社会和谐。
韩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实现经济腾飞，创造了“汉城奇迹”，但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在这期间，“新村运动”相对缓和了社会矛盾，提高了人们合作与和谐共处的意识，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新村运动”从农村发端，在农村广泛开展的同时逐渐进入城市社区。随着产业化的发展，韩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离农”现象，即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谋生，人口和产业向城市转移，城市社会文化走向繁荣。随着人口和产业转移，农村开展的“新村运动”逐渐向城市扩展，帮助城市解决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在市政管理、社会秩序、公共道德等方面出现的矛盾。农村先行开展的“新村运动”在向城市扩展过程中，又为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道德和文化素质较好的人才，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民进城就业引发城市出现过多的社会问题。
韩国前总理、“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李寿成认为，搞任何思想道德教育，必须要有载体，否则大家只能空谈而不会有实际行动。“新村运动”便是提高国民道德水准、文明程度和社会凝聚力的良好载体。人们参加“新村运动”，不仅能改变农村和国家的面貌，更能提高社会整体的思想道德水准。的确，韩国的“新村运动”既是农村城市化的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
韩国是我国的近邻，与我国隔海相望，其国土面积约1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4500万左右，但其国内可耕种面积少，耕地仅占国土面积的22%。1945年光复后，韩国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面临着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从1970年起，韩国政府开始正式组织实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简称新村运动），在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方面做出了成功的实践。最近，中共中央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韩国农业与我国一样，同属东亚小农生产，且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实践对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编辑本段]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
1962--1971年，韩国政府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农业对工业的增长速度差距拉大，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2.5%点扩大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8%，1970年农村居民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导致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动。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间的差距，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新村运动出台了。
[编辑本段]主要做法和取得的成效
（一）激发村民投身新村运动。韩国政府认识到农村开发事业，需要广大农民提高认识，主动、积极、自发地开展各项建设工作，政府重点进行科学的引导和扶持，即使对村民有好处的事也要先征求村民的意见，决不强制推行。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韩国政府重点推行以下三项措施：
一是以村为单位实施各类开发建设项目。每年2-3月，各村开展有计划的新村工作，由村总会研究决定具体项目内容、规模、实施范围、预期目标，村开发委员会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操作计划，如资金分配、劳动力安排，工作日程等，还要记录每天或每周的工作进度，并依此制定相关的措施，如动员村民补充劳动力，向政府通报信息，求得人财物支援和对策分析等，以保障新村开发项目按时完成。
二是实施奖优罚劣的开发政策。新村运动中，政府在人财物的支援上，没有采取平均分配政策。刚开始，以村为单位，平均免费提供300袋水泥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根据各村完成公共事业的成绩好坏，把全国3.5万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好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第二年政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平均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经过几年的建设，积极参与的农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抱着消极旁观态度的村见邻近村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又从政府的奖励先进和重点扶持、援助中受到刺激，奋起直追，到1978年，全国绝大分村都成为自立村或自助村。
三是实施村民监督制度。新村运动中有，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资，如何保证这些财物有效地应用到农村建设中去是政府考虑得较多的问题，他们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采取“一竿子到底”，所有的财物以村为单位申报领用，政府各部门不参与工程建设。政府每村只委派一个公务员具体负责统计工作，并接受村民监督，政府把能否及时、准确无误地将中央分配下达的支援物资送到村里作为考核公务员素质的重要标志，公务员的晋职升薪与每个公务员在新村工作中的政绩、水平有关。另外，各村的村民代表可参与郡、面政府的有关决策会议，可以约见市长、郡守，并当面提出问题、批评与建议。
（二）设立高效统一的新运动组织管理机构。为完成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财物援助项目，减少扯皮和内耗的重复中间环节，韩国中央政府合并或取消了一些机构，根据需要又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中央成立了“中央协议会”，直属内务部，并由内务部部长任议长，中央部委副部级官员但任议员。 地方各级政府按中央模式，设立了相应的地方协议会，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建立了系统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程序。村级设立开发委员会，由10-12名村里的有识之士及农民代表、新村指导员组成，里长或新村指导员任议长，具体筹划、协调和执行村级新村运动。村开发委员会根据中央协议会的基本方针，制定具体的开发项目和实施操作方案，再经面促进委员会、市、郡协议会，逐级报到道、中央协议会，重大事项由中央、道协议会研究解决。
（三）制定严格的新村运动建设管理制度。韩国政府认识到没有一个有效的管理制度，即使制定出再好的政策措施和宏伟蓝图，也无法得以善始善终的实施而取得预期效益。为此，韩国政府经认真研究后，制定出一系列科学管理制度，对各级政府的管理对象、内容、方法、信息分析，组织和反馈体系等都做出明确详实的规定。一是面（乡镇）级管理职责。面政府公务员每天在村时调查研究，检查督促新村运动执行情况，收集整理有关数据，并向面长报告，面长通过建立图表档案及时收集分析有关情况，每天或每周向郡守报告有关统计数据。二是郡级（县级）管理职责。郡级管理监督的目的和任务是及时发现农村基层组织有关情况，检查监督中央分配下达的支援物资是否及时、准确地送到面、村并合理使用。三是道（省）、中央级管理职责。及时撑握郡、面、村的实际情况，及时制定和调整有关政策措施，加以矫正或推进，各道（省）的副知事负责及时收集和分析各郡守提出的报告和有关厅局经调查研究提出的报告，全面负责新村运动的具体实施和按期完成。各道（省）政府及时收集有关情况后写成报告，每月或定期向内务部部长报告。内务部部长收集分析全国的情况，及时制定或调整有关政策。内务部长委托大学教授负责全国的检查监督工作，并根据情况派中央有关部委官员到道、郡检查监督。
（四）实施农村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建设战略。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上，如改善农村公路、农民住宅，实施农村电气化，农村自来水改造等，这些项目和工程的实施改变了农村面貌，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得到村民的拥护和称赞。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开展，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推广高产水稻品种，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区域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多种经营，并积极推动农村保险、金融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修建了村民会馆、敬老院、读书室、运动场、娱乐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农村文化设施，通过举办文艺活动、各类培训来启发村民们的勤勉、自助、协同、奉献精神。
（五）强化对新村运动的教育与指导。韩国学者认为，要想把政府的意图长期、正确地贯彻实施下去，变成全体国民的自觉行为，就必须加强新村教育，教育全体国民树立勤勉、自助、协同、自立精神的民主市民意识。1972年，韩国政府成立了中央研修院，1990年，该院正式定名为“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中央研修院”。新村运动初期，新村教育比较注重对社会各阶层的核心骨干人员和中坚农民的培训，如举办过骨干农民培训班、新村指导员班、农协组合长班、农协管理干部班、妇女指导员班、土地改良组合长班、水产团体干部班、农村教育骨干人员班等共二十四种培训班，通过集体住宿、集中讨论、生活教育等三个环节达到教育目的，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地区开发、意识革新、经营革新、青少年教育等七个方面，到1995年，各层次的新村教育共培训了34.2万多人次。中央研修院通过新村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献身于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骨干，为推动韩国加入世界发达、文明国家的行列做出了巨大贡献。
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中又实施了“志愿指导员”制度。自愿服务者是指为了区域共同体的发展，除了本职工作以外，根据自己的自发行动，无偿地提供自己的知识、能力或付出努力，志愿义务工作者主要来自大学教师、学生。这一活动并没有强求，而是学生自愿报名，学科主任推荐后，再申请具体的服务项目。从新村运动开始发起至今，历任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会长都是义务工作，没有报酬，全国300万新村运动指导员（农村、城市等基层单位的运动骨干）也都是义务工作，没有报酬。
（六）韩国新村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1971-1975年间，韩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万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在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生产设施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产业，实施区域开发、建设农产品流通批发市场，推进农村金融业发展、支持农民协同组织等多种措施，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加，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农村中百户拥有彩电率123.6%、电冰箱105%、汽车20.9%、煤气炉100.4 %、电话99.9%、计算计6.7%，新村运动在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区域平衡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韩国开展新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先后有130多个国家派出12000多人参观、学习和取经。
[编辑本段]中、韩在解决农村问题上的比较
（一）指导思路上的差异。建国以来，如何确保农产品稳定、有效供给一直是我国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所有的政策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供给，把农村问题简化为农业问题，简化为农产品供给问题，很少考虑生产农产品的主体—农民的实际需求。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放农产品价格、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减免农业税赋、实施种粮直补政策等等无不沿袭着这样的政策思维。单一的思维使我们的农村政策越走越窄，政府对农业生产调控能力越来越弱。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实践表明，解决农业问题，重点是解决农民的问题，通过实行农村教育、卫生、文化、基础设施的综合开发建设，让农民安居乐业，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关心他们享受的福利水平，他们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产品满足社会需求。
（二）农民参与程度的差异。农民的参与程度低是我国各项惠农政策实施效果差强人意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农民参与程度低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程度低。我国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以部门和专家为主体，农民一直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长期养成了依赖和漠不关心的习惯，各项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缺少政策承担载体。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组织化不断弱化，税费改革后，农民的分散化加快，农村出现管理真空，出现了“有事无人干，有人无事干”的尴尬现状；三是乡村政权改革滞后。乡镇政府职能取向错误，承担了过多的经济管理职能，忽视了服务职能，强化了对乡村的控制，民间力量得不到发展。
韩国新村运动以村为单位实施各项政策，并推行竞争机制，真正让农民成为政府惠农政策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受益者，从根本上激发了农民建设家乡和热情。各级政府工作重点用在协调、管理、监督方面，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三）管理体制的差异。我国农业管理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改革开发后，虽进行了修修补补，但总体格局未作大的变革。我国农业管理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差，缺少统一协调管理的权威部门，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相互封锁、争权夺利现象突出。支农政策和资金由各个部门组织实施，部门利益难以打破，出现了农业管理官僚集团，财政支农中的重复建设、盲目投资、效益低下问题突出。
韩国政府为了克服上述问题，打破部门、行业界限，成立了新村运动“协议会”这一组织机构，统筹协调全国新村运动的各项工作，为新村运动有序、高效实施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编辑本段]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仍是我国大部分人民的生活、生产场所，他们的生活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韩国政府在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等等给我们至少四个方面的有益启示。
（一）要让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自己说话，从而激发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的自信、决心和创造性、主动性，在此基础上，农民无穷的智慧与创造力才会体现出来。即使政府认为对农民有益的事情也要先征求农民的意愿，决不强行推行，让农民成为各项农村建设事业的主体。如我们继续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沿袭过去那种行政推动的强制式、命令式的工作作风，势必抑制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不到农民的支持的新农村建设无法取得成功。
（二）要贯彻落实全面综合的新农村建设指导方针。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民主建设，并要求各地把农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建设和治理。要进一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文化教育、农村医疗卫生等纳入政府统一规划建设中来。当前，应先从村庄改造、乡村道路等小型工程入手，建设村容整洁，生活、生产便利的新农村，改变农村脏、乱、差的现状，树立农民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信心，进而推动农村自治管理；挖掘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促进积极、健康文明新风尚形成，树立勤劳节约、互助合作、尊老爱幼的民族优良传统。
（三）要进一步推进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村管理体制的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微观层次主要指乡村治理结构，宏观层次指县以上农村管理体制。微观的改革重点是推进村民自治和乡镇机构改革，大力推进农民组织化进程，实现乡镇自治。让农民自己管理自己是最佳选择，这也符合“多予少取放活”的农村改革方向。政府主要通过法律、法规来实现对乡村的治理，基层党组织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宏观层次的农村管理改革首先是合并职能，将目前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涉农管理职能合并集中后由统一的部门来执行；其次是下放管理职权，改变县级尤其是省级以上集中了过多的支农财物分配权的现状；最后要改变涉农管理中人员分布的 “倒金字”塔型结构，让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在新农村建设中建功立业。
不改变现行的农村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各项惠农政策和支农资金就无法真正让农民得益，中央政府制定再好的宏伟蓝图也难以变成现实。韩国政府也曾有这方面的类似教训，在1970年以前，韩国政府曾投资20亿美元，以推动农业地区的综合开发，但由于有效利用资金投入的体制与机制不健全，以致资金的投入效益不大。为此，韩国政府不得不从1971起启动全面的新村建设运动，宏观管理上建立“协议会”统一机构，微观上发挥农协组织在农村经济、文化教育、民主管理建设中的作用，并于1984年制定了《农协法》，确立了农协组织在农村农产品流通、物资供应、加工、销售、金融、保险、福利等的组合功能。
（四）要强化对新农村建设思想的宣传贯彻和教育培训。我们党把新农村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是我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执行的农村政策。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让全社会关心、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动员城市志愿者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还要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培训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和指导工作，要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和设施，改变当前农业教育中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和方式，重点加强对农村中那些具有公益心，具有动员和组织能力，具有开放性的农民骨干力量的培训，在培训中要贯彻“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
朴正熙的执政表现
新村运动 在维新时代的初期，朴正熙在全国范围内主导了“新村运动”。这是一场巨大的变革，从前农村和渔村里的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同时，第5期经济开发计划的成功完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韩国国内的国民们的绝对贫困问题。但是，相对性的贫困现象的深化、长期执政所带来的副作用以及反维新民主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朴正熙的执政基础。为了保住执政地位，朴正熙反而愈加强硬地压制民主化的要求。政府通过了紧急措施，有很多人因此而被捕，此后以政治人物、知识分子、学生、宗教界人士为中心的民主化运动以及在经济开发过程中被忽略的劳动者和农民为中心的保卫生存权的运动愈演愈烈。 打击腐败 朴正熙是以反腐败的名义上台的。他生活简朴，上台后不久，由于大米紧张，政府号召人民吃麦，他自己也每天必吃面食。生活中，除了当时国内难以生产的领带（国产领带打结松弛）、钢笔和电动刮须刀，其他全用国货。治下的17年中，他在大力领导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时时不忘打击腐败。因腐败而受处分的官员1965年达5163人，1969年光上半年就达4000人。考虑到当时韩国的人口，这已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上世纪70年代初，官员及其家庭生活奢侈、拥有豪华住宅都要受处分，对犯错误者的上司和责任监查员也要连带给以处分。1977年1月推行“庶政刷新奖惩记录簿”，每月记录一次，不准“刷”下来的官员受雇于新单位，也不准他们到原先同流合污的企业工作，否则双方都要受惩罚。这一年，他还公布12种肃清对象，包括索要礼品、保护企业非常经营、懒惰、刁难群众、提升中走后门、拥有豪华住宅、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有情妇、无能力等。但即使这样，他的反腐败依然是有问题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献金问题。据说，他对政治捐款“本人从不过问”，均交给政党领袖和政府官员处理；二是腐败现象太多，特别是对军内、政府内的丑闻，一般是暗中处理；三是对他认为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的腐败，或他认为一时不便打击的对象，他总是予以容忍。如1974年大韩航空公司副总裁因违反外汇管理罪被捕，问题出在他把10万美元送给出国旅行的韩国官员或执政党成员。由于当时韩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他让两个执行人员从国外带10万美元回国，以弥补国内外汇储存的亏空，结果这两人在通过海关时被捕。这件事朴正熙没有兴师动众，而是在20天后亲自干预，让有关部门释放了这位副总裁，整个事情不了了之。
朴正熙打击腐败的范围很广，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走后门调工作、“生活奢侈”、“拥有豪华住宅”都是严厉打击的对象，同时采取“连带责任制”，如发现贿赂事件，不仅要处理行贿受贿者，也要处理责任监察员和监察机构领导人。反腐败问题之所以成为朴正熙政权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是因为朴正熙深刻认识到了腐败在韩国社会的根深蒂固，二是朴正熙出身农村，对腐败有一种天然的仇恨。所以，朴正熙时期反腐败的理智行动里夹杂着强烈的道德冲动。在大规模更换政府官员的同时，朴正熙建立起了严厉的监查制度。中央设监查院，地方设监察室，实行责任包干，除了公开监察还有暗中监察。1962年5月，对新政府的中高级官员进行的第一次监察中，就一次性处分了350人。这些人受处分的原因不仅包括贪污受贿，还包括生活奢侈，甚至包括喝咖啡、跳舞、听日本音乐、请家庭教师、打高尔夫球。朴正熙本人则以身作则。“他从来不是一个大交际家，社会的盛大宴会对他的血液来说太奢华了；并且他尤其厌恶卑劣的沙龙政治活动。”他从不打高尔夫球，到乡下视察时，常光临小吃店，吃大众化食物。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来没受到任何有关腐败的指控。在探讨朴正熙政权能够进行有效的反腐败斗争的原因时，许多学者都强调朴正熙个人的清廉或“不腐败”。在同反对党的互相竞争、揭短的斗争中，“朴正熙本人没有受到任何有关腐败的指控”，他的政敌金大中也承认1967年竞选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不能够把朴正熙本人包括在政府的腐败之中”。
由于顽强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以及中央政府不那么腐败，所以朴正熙政权能够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腐败斗争中有所作为，保持了行政效率，从而使各项政策得到较好的推行。但另一方面，不断地采取自上而下的强硬措施，专制的色彩日益加强，结果使整个政治制度结构逐渐失去弹性。到70年代末，反腐败斗争以及其他工作都要靠朴正熙对下级的训斥和谩骂。体制的缺陷导致他个人的悲剧。 汉江奇迹 朴正熙上台后为韩国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汉江奇迹”的缔造者。1973年1月12日，总统朴正熙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要发展重化工业。
朴正熙31日听取了经济第二首席秘书官吴源哲的报告，此报告持续了四个小时。报告指出，要改造工业结构，扩大产业基础。要发展综合化学、造船和机械工业，有必要引进最新技术，建设大型工厂。……要将重化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同时并进，赶超北朝鲜。
朴正熙听着沉入深思，最后下了指示：“要引进必要的外资!”
那次会议改变了韩国的命运。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只有320美元（1972年）的国家走上了同时振兴造船、电子、机械、钢铁、汽车、石化、原子能等技术集约型核心产业的道路。总统秘书长金正濂和重化工业企划团长吴源哲负责总指挥，根据“选择和集中”的原则，各领域选定一两个民间企业，在选址、公路、资金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
1973年7月3日韩国重化工业的象征——年产103万吨的浦项钢厂经三年建设得以竣工。当第一口铁水流出时，总经理朴泰俊和职工高呼万岁，流下了热泪。浦项钢铁的产量1978年达到550万吨，1981年增至850万吨。
朴正熙对要放弃造船厂的现代集团总裁郑周永说：“这哪能行，难道坐在我面前的人是当年建设京釜高速公路的那个人吗？”于是，郑周永飞到西欧，让人看500韩元纸币的龟船说“我们早在几百年前就造了这样的船”，硬是弄来了贷款。
现代造船厂于1975年竣工。1976年现代汽车开始出口“小马（PONY）”车。
1973至1979年韩国制造业年均增长了16.6%，1980年重化工业在整个制造业的比重达到了54%.1965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6美元）只有菲律宾的一半，但到1979年达到1745美元，为菲律宾的三倍。“汉江奇迹”已露出了端倪。 克服石油危机 1973年11月8日，韩国政府颁布了“节能一期措施”。其具体内容包括：节省5%的暖气燃油；2公里左右的距离不坐车；在日常生活中彻底履行“白天关灯”制度；对新建广告霓虹灯和浴池的审批进行管制。当年10月，第4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给刚刚宣称重点发展重化学工业的韩国经济带来巨大危机。每桶2.8美元的油价至翌年3月涨了四倍。
新闻头版头条几乎每天都是涨声一片。由于夜晚街上漆黑一片，做坏事后逃逸的人也剧增。人们开始屯积卫生纸、香皂和方便面等生活必需品。由此“节省10%原油的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政府事业单位撤销3分之1的电灯，电视节目缩短到每天4个小时，清晨节目也随之消失。
1974年1月14日的第3号紧急措施降低了低收入人群的负担，扩大了对电视和冰箱等“奢侈品”的征税范围。总统夏天也要关掉空调，开着窗子与蚊蝇搏斗。
这些措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74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为8.1%，出口比上一年增长了38.3%，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加了7.1%。国家经济发展第三个5年计划期间（1972年至1976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1%。韩国此时此刻勇敢地使用了“化危机为机会”的逆向思维方式。从中东赚回买石油的钱。
1974年1月30日，经济第二首席秘书官吴源哲向总统朴正熙建议“中东因石油而富得流油，我们在那建工厂并输出建筑人力吧”。
从此之后，从越南撤回的韩国企业大举进军中东。中东热潮达到顶峰的1978年，在这片滚烫的黄沙上挥汗如雨的韩国劳动者达14万人。1975年至1979年期间从中东赚取的205亿美元近占同期韩国出口总额的四成。
这些经验成了克服1978年延至1981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基础。
【图册来源 】 朴正熙1939年报名参加日军，写了血书。朴正熙写：“我身为日本人，以精神与气概，义勇奉公，一死报国的决心报名军官。为满洲国军，为日本国献身的觉悟。”韩国各大网站的网友纷纷表示，对其前总统朴正熙很失望。 朴正熙总统压制了韩国特色的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发展。第8届总统选举于1972年11月举行。整个选举是一场只有朴正熙一个人参加并且最终由朴正熙当选的闹剧。韩国的第四共和国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段历史被人们称为“维新独裁”。 他执政期间，限制公民个人自由，扩大韩国中央情报局，实施赋予韩国总统以广泛权力的新宪法。 1964年，他主持韩日关系正常化，这一举动受到许多人的反对，并造成了普遍的社会动荡。 任爀伯指出，朴正熙并不是为了实现工业化而建立独裁体制，而是为了建立权力主义政权而推进了韩国的工业化。 任爀伯主张：“权威主义型工业化和民主产业化，只是抉择问题，并不是历史的必然。”延世大学教授金东鲁说，朴正熙政府捏造了民主主义理念，让国民们相信他们天生承担着重建民族的历史使命。 金东鲁主张，新村运动重新确立了传统地方社会的秩序，是有效控制韩国人的政治战略。 韩国左派认为，朴正熙是二战后东亚军事独裁强人，镇压国内民主。 朴正熙被韩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和《亲日人名词典》编程委员会，列为亲日派韩国卖国贼。 韩国政府“历史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认定1973年8月发生在日本东京的“绑架金大中事件”是当时韩国中央情报局进行的一次有组织犯罪行为。无法排除事件是由朴正熙直接指示的可能性，至少该事件也得到了朴的默许。 实行排华政策。1968年7月3日韩国公布了《外国人土地法》，大大的限制了韩国华侨的经济发展。 反对实行民主。朴正熙认为韩国的民主被耽误了，因为民主根本就不符合韩国的国情，依据他的逻辑，韩国人民根本就不配享受民主。
